□薛子敬
此番上台之后，美国总统特朗普多次通过各种渠道宣称，将“以强劲的经济增长和美国优先的贸易政策……促进产业链回流美国本土”。然而，局势发展未能如他所愿。本月，全球贸易政策迎来新一轮调整。加拿大宣布将对美国钢铝产品加征关税，国际贸易格局正面临深刻重构。他真的能做到吗？
保护主义
美国自20世纪80年代向全球推行其主导的新自由主义政策。以“波音飞机组装”“苹果手机代工”模式为代表的全球化协作生产，导致美国本土生产能力外流，产业资本跨国转移，反而挤压了国内生产性投资，造成美国本土制造业空心化、有效需求抑制、财富分配失衡。
特朗普的贸易政策，正是对这一趋势的政治反弹。强化限制条件的贸易政策，本质上是对新自由主义体系的“补充性修正”，试图通过国家干预，修补因产业全球化给美国本土生产制造业带来的结构性矛盾。但其政策逻辑又与新自由主义存在内在冲突，陷入“既想享受全球化红利，又不愿承担代价”的悖论。
历史镜鉴
特朗普并非第一个试图以贸易保护主义手段解决问题的美国领导者。1930年的《斯穆特-霍利关税法》试图通过提高进口关税，保护美国本土产业，却引发全球贸易战，致使美国进出口额骤降、制造业产能利用率下滑、失业率激增，最终经济危机演变为地缘政治危机。
展开剩余56%与历史相比，当前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已更完善，金融监管与风险对冲机制降低了系统性金融风险爆发的可能性，但特朗普政策仍暴露了类似的逻辑困境：以贸易保护主义手段解决全球化生产关系的内生性矛盾，这可能令全球经济进一步割裂。
分配失衡
新自由主义主导下的全球分工，以利润最大化为导向。美国制造业大量外迁，导致本土产业结构向服务业倾斜。据统计，1960年至2022年，美国第二产业GDP占比从38.7%降至18.5%，制造业就业占比从20%降至8%。
同时，资本收益挤压劳动收入，跨国企业通过离岸生产实现成本套利。1980年-2022年，美国跨国企业利润增长16倍，而制造业劳动收入增长比率同步下滑，贫富差距持续扩大。这种分配失衡突破阈值后，经济问题便转化为政治认同危机。
在这样的背景下，特朗普通过“美国优先”的叙事，将矛盾归咎于外部威胁、转移国内阶层矛盾，为自己的保护主义政策披上了“民意合法性”外衣。在2024年大选中，约60%的无高等学历白人选民支持特朗普，这实际上也反映了社会中下层对产业流失的不满。
调节补充
特朗普推行的一系列政策，标志着美国主导的全球化从“效率优先”转向“安全优先”，试图通过关税和地缘政治手段重建以自身为核心的“有限全球化”。这一转向并非终结新自由主义，而是在市场自由与国家干预间寻找平衡，属于对新自由主义体系的补充修正。
然而，若美国无法完成新一轮生产性投资积累，社会精英与劳动阶层的结构性对立将持续扩大。未来，美国能否跳出“自由主义与保护主义”的摆荡？这取决于能否重构生产性投资与社会再生产的平衡。这一挑战不仅关乎美国自身，也将深刻影响全球经济秩序的走向。
（作者系伦敦大学亚洲和非洲研究院研究员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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